二战后，苏联如何致力于在全世界打造苏联文化品牌？苏联文化在媒体时代暴露出哪些毁害性弱点？具有强大文化实力的苏联为何在与美国的文化冷战中失败了？第一部对苏联媒体文化进行全面分析的论著——《莫斯科的黄金时代》对此有深度解读。日前，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莫斯科的黄金时代——苏联建立的传媒帝国如何在文化冷战中落败》，这是“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中的一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北京电影学院研究苏联电影的专家贺红英教授、“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主编颜子悦、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出席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本书，针对战后至冷战结束期间，苏联的电影、广播和电视等传媒文化的兴盛和衰落，以及苏联与美国的文化冷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战利品影片对苏联观众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苏联，不同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文化，电影是大众艺术。由于意识到电影的文化影响力，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电影产业。苏联电影是苏联文化作为世界文化时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缘于对电影的高度重视，纳粹投降后，苏联红军立即包围了位于德国巴布尔斯堡的电影资料馆，与此同时，莫斯科方面迅速派遣了国家电影摄制艺术部的专家前往德国，协助红军共缴获了超过1.7万部影片，从中挑选了大约3,700部故事片和2,500部短片即刻运回莫斯科。
这些大多数拍摄于战前并主要源自美国和德国的电影，经过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其中许多得以在全国公开放映，很快便受到了苏联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欢迎，当然也为全国各地的院线带来了不菲的票房收入。当时有人担心这些影片实际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渗透，因此电影院线应该减少放映这类影片而增加放映国产影片的数量。然而在巨大的票房利益的诱惑之下，院线并没有减少这些影片的放映。
正如贺红英教授所评述的，苏联电影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在于讴歌集体主义之上的英雄主义，而这与战利品影片所传递的个人英雄主义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观众在一遍遍观看了战利品影片之后的个体感受逐渐改变，他们变得更加关注饰演电影角色的演员及其个人生活，而非演员所塑造的银幕角色。
对于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观影人群的苏联而言，这些个体变化经过逐渐累积的过程之后必然推动新的社会文化的形成和苏联电影的创新，从而使得《两栖人》这样的类型片得以诞生并大获成功。
带有电台、电影和印刷媒体特征的苏联电视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人对电视表现出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美国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报道说，“苏联最奇怪的景象之一”是莫斯科郊外的木质房屋顶上的电视天线。“尽管房屋破旧到几乎倒塌，但拥挤在狭小空间的两个家庭却各自拥有一台电视机。”这是1955年，当时苏联大概有100万这样的家庭，大部分在莫斯科。截至1960年，这个数字涨到了接近500万，截至1963年再翻了一倍，达到1,050万，而截至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达到了2,500万。
尽管如此，截至1960年，苏联电视仍然主要是由各地的科技爱好者自行录制和播送的，他们将战时闲置的发射塔改造成电视发射塔，并自行搭建演播室。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政府终于意识到电视的重要性，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建设大众电视广播。
然而，由于苏联独特的文化等级体系，电视与苏联文化精英的关系非常尴尬。电影学院和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优先考虑的职业方向是电影厂和剧院。因此，电视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乏富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除此之外，苏联电视缺乏不拘一格、及时性和亲切感等电视广播极为重要的特征，而是将《天鹅湖》与赛事节目、足球比赛和农业政策的演讲，以及所有室内电视娱乐消费品混搭在一起呈现给观众，并且带有电台、电影甚至印刷媒体的特征。即便在中央集权化的管理模式被不断强化的情况下，这些特征也没有消除。
颜子悦主编认为，苏联传媒帝国逐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文化没有像美国文化那样，解决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别问题。
据悉，“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产业指南，公民读本”为宗旨，陆续出版了包括《智能》《主流》《反对单一语言》《论美国的文化》《论文化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作为武器的图书》《莫斯科的黄金时代》等在内的共20部作品，系统介绍了20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文化发展经验，涵盖了戏剧、艺术、电影、电视剧和新闻出版等主要文化领域，这些书的作者多为美国之外的欧洲学者，从第三方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经过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迎来了文化大发展时代。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在尊重的基础上继承、在批判的基础上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西方文化在不断地鉴别比较中吸纳。发展文化是时代的课题，“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这套书，正是商务印书馆对于当前新的文化发展时代做出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