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常常把电话号码写在墙上，当然都是重要的，好找。这种做法随处可见。每次搬到一个新的住处，都能发现白色的墙壁上面有人留下几句歪诗、几句歌词、几句表白、几句咒语，更多的是电话号码。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好奇，看见除了一个电话号码，后面还紧挨着一个“白若莲”的名字，凭着毫不费事的想象力，似乎白云飘飘之中，一朵莲花在清洗世人浑浊而疲困的眼睛，就提心吊胆打了过去。
“喂，下午逛街去？”我以熟人的口吻说。“你是哪个？”回话的居然是一个男音，粗硬、沉闷、甚至是无礼。“你是不是白若莲？莲花的莲？”我问。“你是哪个？把我的名字都搞错，去掉那个草字头的连，连长的连。”从一朵雪白莲花到一个带领一百多号人的战术分队的军官，这个跳跃性恐怕就是诗仙李白也未必能在挥毫泼墨妙笔生花时做得到。
我决定先去找余小雨。余小雨所在的工厂我在他离婚搬家的那次去过一回。他住厂宿舍不光是省几百块钱，重要的是可以随时收集第一手材料和信息，好网罗某一个拨动人心的女子。他想从身边的目标中把握十足地近距离下手。余小雨自从离婚以后，他就不太相信人了。也不光是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公园的一块巨石上聊天，聊着聊着就扯到了屁股下这一块黄色石头。“怎么有这么漂亮的石头？”“是假的吧？”“你真那么近视？”“与近视无关。他娘的，石头也造假。”实实在在的石头居然看成是假的，他的内心世界已经摇晃不定了，像一个醉汉，他身不由己了。这并不影响我同他的交往，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内科医生，见识比我多。我的勇气和经验明显不够，就像前面是费尽心机的鬼屋，充满了出其不意的陷阱和恐怖，我想我一生也不会走进去，娱乐场休想赚到我一毛钱。但是，现在我几乎就站在鬼屋面前，且必须进去。一个把我电话号码写在墙上的初中同学，他如此看重我，害怕失去我的联系，他做了一件我能感受到他心跳的事。
从厂门口望进去，宽大的操场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难道是罢工抗议？这种事情我见过太多，大多是劳资纠纷，记得有一次几百号工人像水一样涌到107国道上，很像开什么运动会。交通堵塞，出现大批警察，最后还是老板出面抱拳答应工人加薪要求才解决了问题。但后来那个老板偷偷跑掉了。这就像两个人中只能活一个，老板扛不住了，就用了三十六计最后一计。我问保安出了什么事？保安说关你什么事？语气中透露出极大的排斥。我就说，找余小雨经理谈业务。谈业务？他现在忙着呢。也行，你登记一下，看看现场，多帮衬帮衬厂里生意。我一听，这工厂一定大有前途。一个保安也有这么强的主人翁精神，委实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