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小翠和她的丈夫,在我用文字把他们的故事讲述出来之前,他们在我视线里真实地出现过,存在过。
我们在同一间病房里相处过六七个日夜。
那年女儿骨折,爱人忙,我一个人带着她住院,等待消肿,然后打石膏。
小县城的医院面临着搬迁新的院址,到处都显得潦草而将凑,病房在阴面,视线暗,卫生差,空气污浊,墙面上的白灰在年深日久迎来送往中变得灰糊糊的,窗台上落着尘埃,清晨清洁工来了,用湿漉漉的拖布擦过地,消过毒的抹布草草在床头柜上擦擦,顿时满屋子一股双氧水味。
他们是汉民。我是回族。在这片土地上,回汉杂居,在社会公共场所总有打交道的机会。那时候还没有流行手机病,人们不会一直做低头族,住院的日子漫长而难捱。为了打发时间,我悄悄观察这一对夫妻。这样的夫妻,很普通,很常见,在这一片土地上随便到处一抓就能抓出来一大把。他们也就三十来岁年纪,男人横躺着输液,吃饭由女人喂,大小便女人接,用过的盆子女人拿出去冲洗,然后拎回来塞进床底。那床底下垒着几块红色砖头,砖头上还搁着洗脸盆,塑料袋等杂物。本来黑乎乎的床底这一来更给人黑暗、脏乱的感觉。
很快我看出来他们在闹别扭。不知为什么而闹着,男人不吃饭,梗着脖子扭过头去,女人端着碗,像哄孩子一样哄。有时候他们又很默契,不知道在说什么,声音很慢很低,像一对年老的夫妻在叙旧,缓缓地温情地说着。我没心思听,心里为这难捱的住院时间烦恼。
后来他们的孩子来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孩子在县城里上学,中午跑来看看,孩子小,没有多少忧愁,来了叽叽呱呱说笑,说的都是学校里的事情,说完了背起书包走人。我注意到就在孩子飞扬的青春气息里,那做父亲的一直用安静的慈爱的目光看着孩子,迎接孩子进门,聆听孩子鸡毛蒜皮地说完,目送孩子离去。孩子是自由的,能够自如地行动,所以孩子无法体会父亲躺在那里的感受。期间孩子的目光接触到父亲,似乎有了一点忧伤,但很快就会被一些属于孩子的欢乐所包围。
男孩需要五十块钱。我看着女人给了孩子钱。下午孩子来了,脸色是白的,不说话,默默坐着发呆。女孩揭露了弟弟的秘密,说五十块钱丢了,他们翻遍了书包就是没找到。一定是丢了!女人下了结论,同时她抬手打了孩子一巴掌。脆响的声音在空气里短暂划过。男孩没哭,也没闹别扭,低下头沉默地承受了。接下来女孩带着男孩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念书呢。孩子走后男人抱怨了女人。男人显得心平气和,说娃娃也是不小心,你打娃娃做啥?就这么一句。女人抹了一把泪。只是一把。她气愤愤的,那意思就是娃这么小就这么马虎,以后长大了还了得,还能干成啥事儿哩?
他们沉默了。
我也沉默着。我在心里想着那个孩子委屈的表情,觉得眼前这一幕何其熟悉,其实我们小时候要是丢了钱或者物,也是要被母亲狠狠教训一顿的。母亲也这样预言我们长大了没出息。我不知道五十块钱和一个孩子的前途以及一辈子的人生有什么必然的等量关系。我只是觉得有点心酸。
一个晚上他们就工伤赔偿进行了最后的谈判。
正如文中所写,我静静地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头至尾观看了这一场很有喜剧味道的谈判。关于这场工伤的前前后后,在这几天共同相处中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其中有老板,有包工头,有小包工头,有小工,有显性的关系,也有隐性的纠葛。时间艰难地流淌,女儿熬不住睡着了。中断了两次,然后又艰难进行的谈判终于完成,女人接过赔偿款送到男人手里,男人又压到了枕头下。
所有人走后,我以为这夫妻俩会头攒在一起数钱。那时候我没有见过两万块钱放在一起的样子,红灿灿的,看着挺厚重。他们没有,相反很利索地吵了一架。然后气鼓鼓睡了。男人睡在病床上,女人蜷缩着身子挤在男人身畔。
第二天女人出去提饭,男人静静躺着。我悄悄看那张脸,我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心里在思量什么。但是我禁不住地做着猜想。等我从水房里打了开水,发现他在哭。女儿的鼾声均匀,他就在这寂静里慢慢地哭着。他没有避我,而是扭过头问我,他这腰部的骨折,究竟能不能养好,以后还能不能打工挣钱?我茫然地望着他。我忽然觉得他是一个孩子。这孩子陷入一场自己难以预料结果的麻烦,没有人可以帮他,他只能无措地看着自己身处绝境,忐忑地审视着周围。我有些慌乱地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知道自己要表达怎样的意思。他这种情况我之前没有见过,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从二层楼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腰的人,最后能不能康复,能康复到哪种程度,还能不能再次爬上脚手架去干活儿。
我再次躲进水房。他的女人在水房里哭,这个一直保持着一份温柔淑雅的女人,哭得两眼泛红,大声擤着鼻涕,看到是我她扭过头去了,面对着墙独自哭。我实在很不好意思,我竟然连续撞见了这一对夫妻的秘密。我觉得自己像个幽灵。尽管是无意。我只是震撼,震撼这一对平凡夫妻的行为,他们没有面对面哭,却背过彼此偷偷哭,他们是怕彼此看到对方的伤心,还是为了什么?这一刻我远远打量着他们,发现生活的疼痛,和民族无关,尽管我们是不同的民族身份,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信仰,我们被生活的浪涛裹挟着,被命运的手牵引着,我们像微尘一样渺小,但是生活里的考验和疼痛是那么相似,甚至相通。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老乡亲,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各自在生活里挣扎,演绎着大大小小的欢笑与悲伤。民工是这样,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这样。
人间有千百种生活,就有千百种悲喜,更有千百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忧烦。好几年过去了,这件事时不时萦绕心头,那一对夫妻的面影不经意间就浮现心头。男人最后好了吗,他们的日子还像从前一样地过着,还是已经因为这件事改变了运行的轨迹?有一种愿望,就是写写他们。那特定的一段日子,那以特殊身份窥探他们秘密的过程,他们的日子也许已经回到了从前的严丝合缝,我只是个无意中路过,从一个裂开的缝隙里窥见了一点点真相的路人。慢慢地打磨着真相,试图做一个冷静甚至保持冷漠态度的旁观者,用冷静的笔触触摸那枯瘦时光表面淡淡的温热的肌理,但我还是数次中断书写,望着沉沉夜色,试图呼喊一些什么,祈愿一些什么。是什么,是文字里那一份情难自已流淌的祝福吧。
马金莲,1982年生于宁夏西吉,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2届高研班学员,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出版有《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马兰花开》《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等。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茅盾新人奖、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