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谈新作《无名指》：回到19世纪，彻底摆脱现代主义

暌违35年之后，李陀以长篇小说《无名指》，再次回到创作者的行列。本文为李陀先生的创作谈，也是一篇“反现代主义宣言”。在他看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动荡里生长起来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带病的，因此，他在四十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回到十九世纪，向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无名指》全文发表于2017年《收获》杂志长篇专号（夏卷）。 感谢《收获》杂志与活字文化。

李陀

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

什么是我写作《无名指》的最持久的动力？其实是一种冲动，就是我想反着来——在写作的最基本的追求上，面对长时期以来流行的小说写作习惯（或者叫范式，叫教条，怎么叫都行），处处都“反着来”，用一个不很准确的说法，就是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做一次反向实验，这包括：

一

二十世纪以来，文学人物作为小说要素的意义和作用，长期被忽略、被贬低、被压抑，与此同时，作家习惯于以叙述为核心来统合其他文学要素，把它们组织起来形成小说的骨肉和肌理——这已经成为小说写作的天然品质，而人物在小说里是个配角。那么，《无名指》能不能反着来，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把塑造人物重新放在写作的中心，而且“写一个，活一个”，让一部长篇小说成为一个生动的人物画廊？纳博科夫说，世界上，只有托尔斯泰的小说，才能让读者像说自己的亲人、朋友、邻居那样议论他笔下的人物（安娜，彼埃尔，娜塔莎等等），不过，我们对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不也是如此吗？难道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宝玉，还有凤姐、紫鹃、晴雯，甚至混蛋薛呆子，不都时刻生活在我们中间吗？不都是我们的熟人吗？我们不是通过这些人物才认识贾府、大观园和有清一代历史的悲喜剧演出吗？既如此，今天的写作为什么不这样做？

·

二

二十世纪以来，象征、意象、隐喻、反讽等美学元素被人从诗歌大量搬进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成为小说表达的最普遍的性状，甚至成为小说连接“现实”（？？？——什么现实？）的主要手段，那么，《无名指》能不能降低这些要素的比重，弱化它们的功能，而把“写实”（这个字眼常常被极尽嘲讽，变得灰头土脸）的要素放在写作的中心位置，像曹雪芹那样，像托尔斯泰那样，把现实生活写得活灵活现？让日常生活充满了可见、可闻、可以抚摸的质感（不错，就是质感，日常生活的质感），如在眼下，就在眼前？想想《红楼梦》里的生活，那还像小说吗？那还是小说吗？那不已经是生活本身吗？我们自己不是经常出没于林妹妹终日挥泪其中那“龙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潇湘馆吗？不是听到了凤姐叉着腰骂人的那盛气凌人的嗓音吗？不是亲眼看到了刘姥姥的自尊如何被一群丫头戏耍的尴尬吗？既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这样做？

三

二十世纪以来，先有普鲁斯特，后有亨利·詹姆斯，后来又有很多所谓大师的人，或者用具体的写作，或者著文直接鼓吹，全都倡导和推崇写人物心理，小说写作要直接写人的内心世界，写人的意识活动，甚至把心理分析当做小说写作进入当代人的思想世界、理解现实人的唯一途径，从而忽略、贬低、压抑人物对话在小说写作中的意义和功能，那么，《无名指》能不能不信这一套，反过来继承中国小说的写作习惯，特别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作里展示的榜样，把“对话”当做小说写作的最主要的手段，不仅用来刻画人物，而且用来结构小说？难道《红楼梦》不是几乎全都由人物对话构成的吗？难道这个长篇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对话”吗？这对《红楼梦》的伟大和深刻造成任何损伤了吗？如果不拘泥于学术的严谨，如果明知不很恰当也要把两个时空相距很远的作家拉在一起做一番比较，然后问一下， 曹雪芹和亨利·詹姆斯，在探索其笔下人物心理的深刻和复杂上究竟谁更棒（斟酌再三，我只能选择这个和文学批评一点不沾边的俗词）？很明显的，难道不是后者远不如前者吗？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这样做？

亨利·詹姆斯（1843-1916）及其代表作《一个女人的画像》

前几天网上贴出了几年前我的一个采访的片段：《回到十九世纪，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学习》（活字文化7月22日推送），这个采访里我说西方人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评价过高，对此我们要有警惕，要有自己的评价。我一直认为，今天我们应该停止对现代主义那些经典作家的膜拜，而且应该和一切晦涩的、灰色的写作习惯告别，对他们抱有“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感”（这是萨特的一句话，但是这话也适用于他本人，虽然我个人对他怀有很大的敬意，但不包括他的小说和戏剧）。前些天，在一个聚会上又说起这个话题，我说，这些话我已经说了二十多年，戴锦华纠正我，不止二十多年，已经差不多四十年。算一算，真差不多。

为什么我这么固执？那是因为，今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不彻底摆脱现代主义的阴影，不形成新的写作理想和习惯，文学要有大成绩，写作要想比肩曹雪芹，那绝不可能。九十年代以来，不少新作家崛起，他们起点都很高，都有才华，也有很高的抱负，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大作品”出现？这已经成为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追究起来，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比较隐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今天的很多写作，仍然都和现代主义写作有着很亲密的血缘关系，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可是往往不自觉。

这样的血缘怎么来的？一部分，是从八十年代写作那里暗渡陈仓，拐了个弯接过来的，不过，更大一部分，似乎是从当代一些获了各种奖（如布克奖）的外国作家那里学习过来的——可是，他们的写作真值得我们效法，跟着他们的脚步走吗？放在文学史里看看，很明显，那些写作其实还是借着现代主义的余晖在发光，其中最大的一股潮流，是对佛吉尼亚·沃尔夫写作路数和风格的追随和模仿（为什么沃尔夫影响这么大？已经远远超过卡夫卡，这本身就值得研究），如果作家对这追随和模仿再追随和模仿，我们的写作还可能有创造性吗？

不少人认为现代主义已经是过去时，那太麻痹了。我不同意。

话说远了，回头再说我的“反向实验”。

写《无名指》，要反着来——要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这个冲动对我非常重要，是这个冲动让我一直保持着写作的兴趣，而且，由于这样“反着来”遇到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于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就又带来新的乐趣。例如，下了决心要像曹雪芹、托尔斯泰那样写人物，写一个，活一个，我本以为这又不是创新，“回到十九世纪”，有老样子摆在那里，不会太难吧？可事实完全相反，太难了，真写起来，不要说把一个人写“活”到黛玉、宝钗那个层面，就是写“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人物，比如司琪、小红那个级别，原来也是那么难！太难了。困难这么大，以致很快我就明白，为了重新学习那些自已很熟悉的东西，我不得不做各种“实验”，在不同的写作实验里学习写人物。这让我想起当年写短篇小说《自由落体》时候的情形，当时为了“实验”一种新的写作，还真是费了些功夫，可是，今天回首，那“实验”也太容易了！今天的实验干什么？是要写是今天的人，是刚刚从二十世纪脱身，又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怎么写活？一个简便的法子，就是向二十世纪的写作去直接获取经验，可是，当我努力去寻找可学习的资源的时候，真是太失望了——谁能写人物写到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的水准？有吗？没有。就说大名鼎鼎的海明威，今天看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究竟有多高的水平？这另说，若说其中人物刻画，如果要和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相比，那是多么苍白扁平啊！不错，他有些小说里人物写得相当好，像《白象似的群山》，可那都是意象人物，不立体，也不具体。其他还找谁参考？马尔克斯？可是《百年孤独》里都是超现实人物，或半神话人物，如果写活人，参考起来就很难了——我不想细致说我的种种失望了。总之，我的感觉是，今天写“活”人，特别是当代人，恐怕难免有某种实验性，写作实验是难免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

关于“反向实验”，最后还要说几句的是，这个“反向”并不是倒退，也绝不是在写作上复古——如果说复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发生的“复古”一样，从“古”寻找资源和灵感，不过是为前进找到新的支点，为一次新的跳跃找到更合适的踏板。那么，《无名指》是往哪里跳？这我也说不大好，但有一点很清楚，这小说的一个内容是揭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病态，我怀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动荡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精神上、心理上，都是带病的，让我常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在《无名指》的反向实验里，这些人物成为某种实验剂），其中最自觉的一些，都不免卷入了一场内心里发生的精神战争，并且在其中苦苦挣扎，寻找出路，而另外为数更多的群体，则毫不察觉，乐于病态之中，混名混利，实际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庸众并无区别。

不过这些与“反向实验”的话题就远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封面

《无名指》（李陀）

主人公杨博奇，中文系出身，在海外又拿了社会学和艺术史的硕士学位，为了从“人的内部”理解人的秘密，又修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在北京谋生。这个职业使他见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有大老板，有公务员，有家境丰裕而内心迷茫的家庭妇女……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自己个性不羁的女友突然宣布分手，至交朋友历史学教授出轨，朋友聪明绝顶的妻子要出家。深研过文学和心理学的博士在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也失去了判断力，仅仅在不是自己病人的那些打工者身上看到了些许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