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书”新书分享 马勇对谈许知远：走出革命史叙事的中国近代史

日前，由暴风公益、单向空间和东方历史评论共同主办，新星出版社协办的“从维新到革命‘晚清四书’新书分享沙龙活动”在花家地单向空间顺利举办。知名学者、“晚清四书”作者马勇深度对话知名作家、出版人许知远，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为读者讲述全新视角的近代史。

活动从许知远介绍马勇新著“晚清四书”开始。“晚清四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四本，内容从1894年到清帝国的结束。由此引出本次对谈的第一个问题：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而且学了30多年，且卓有成效，那为什么讲晚清的历史不是从1860年讲，也不是从1840年讲，而是说要从1894年开始讲起？另外，这套“晚清四书”又有什么特点呢？

针对这个问题，马勇解释了他的思路和研究方式。

第一，他一直想讨论的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即究竟怎么从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向一个现代国家来改造、过渡？第二，他认为，研究近代史的人，应从历史之中疏离出来，调整到一个第三者的视角，找到一个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叙事方式，以逼近历史真相。这就是他这套“晚清四书”想达到的一个标准。

许知远、马勇

马勇以自身学术经历出发，带领大家回顾了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走过的路程，以及期间诸多历史节点带来的重大影响。对谈中，还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例，谈到了不同历史时期，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对谈结束后，很多热心读者纷纷争相提问。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马勇对于读者提出的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特别有“马勇范儿”的解答。他说：“我们讲历史人物的好，你就多讲一点不要紧，讲历史人物的坏，一定要很谨慎，因为这是后死者话语霸权”，“但你说这个人坏的时候，一定得有真材料，应该有很好的检讨，毕竟我们比他们晚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对于评价负面的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人物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辩论的，所以作为后来者，特别是作为历史学者，直抒胸臆也要有理有据。此番发言获得掌声阵阵。

以下是对话实录：

5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一批人

许知远：您是怎样走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个领域的？

马勇：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一批人。在我适龄的时候，高考已经取消了，那时候农村孩子唯一完成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就是参军。1972年我到杭州警备区当兵，这对我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当时我一个同学在独立团政治部，他参与了一些历史专著的注释活动，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慢慢地开始对历史有了一定接触。后来恢复高考，我去考了大学，选择了历史专业。原因其实是我数理化读不懂，只能读文史哲，而历史的录取分最低，所以就填报了历史专业。

等到上大学时，我已经24岁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当过兵，做过矿工的人来说，读书的机会非常宝贵，所以我想把之前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从早上到晚都在看书。在这种状态下，才开始慢慢地往专业道路上走，并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晚清的历史慢慢有所了解。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至于为什么扎根于中国近代史，首先世界史我肯定不行，因为外语水平太差，当年基本上等于没学，因此只能试图在中国史领域有所作为。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想解决当兵时的一个困惑。那时候我们批林批孔，读孔子，读孟子，都搞不明白意思，好多字不认识。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想应该去探索当年在批林批孔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就去看了思想史。我进大学之后借的第一套书就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四年里我整整看了三遍，而且都是一字一句看下去。第一遍要解决认字问题，里边字都不认识，是我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出来的。第二遍要疏通大意，搞懂它讲的李贽、韩愈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三遍就到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了，再去看一遍，才能够慢慢地弄明白。所以，我在大学时候，一二三年级的主要目标就是做中国思想史，我觉得这里边可解读的空间很多。

再后来我考上了研究生，到复旦跟朱维铮老师学习。毕业之后，我本来是要去社科院历史所的，但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近代史所的老先生，他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到近代史所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分到房子。另一个好处是近代史所虽以研究近代为主，但有一个通史研究室，第一任所长范文澜也是以中国通史见长，因此近代史所的通史和古代史研究一直比较活跃，也有我的用武之地，于是我就到近代史所来了。但我想对于研究所的学术主流我也不能不懂，于是大概从1986年起，我开始读近代史的资料、图书、旧报纸，大量的阅读，大概潜心读了五六年，也发现了很大的研究空间，直到1990年代初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