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稚子的求学路是从捧起一本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 开始的!这些开启民智的书，封面上印着“商务印书馆”；有多少青年人聊起文学情缘总绕不开茅盾文学奖作品!这些照进人心的书，它们的书脊上写着“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到经史子集，人们会想起中华书局；需要各类百科全书，人们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里找到所求……
这些风格各异、影响深远的出版社，同属一个国家级文化机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出版国家队。
国家队的使命与担当是什么？120年前，站在中 国现代出版业的起点，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而今天中国出版集团的掌门人谭跃总结，“文以载道，商以传道，创新弘道”。
风正帆悬，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历百多年沧桑，惟学人精神不变。自1982年第一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面世，这套丛书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打通学术历史和文化疆域的经典启蒙。今年书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馆庆纪念版·分科本”将与读者见面。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血脉的延续中，经典对于学术的推进，意义非凡。它们是学问的沉淀，也是未来的肇端。作为中华书局的经典品牌，“二十四史”修订本又添两种南北朝时期的代表性史书：《魏书》 修订本、《南齐书》 修订本。
◆中华文化经历数千年血火锤炼，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 中，许嘉璐认为，“凭借中国的经验和文化，有伟大的中华文化的积极参与，促进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人类走向货真价实的对话时代、无战争时代，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天职。所谓“知而行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从过去到现在，许多经典启发着我们，中华民族与世界优秀文化的对话如何而来，并将如何绵绵不绝。
“这套书的封面装帧庄严简洁，朴实无华，而内容精湛，耐人寻味。通过这些著作，人们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商务印书馆原总编辑陈原这番感慨写在了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的出版之际。35年过去了，这套丛书早已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金字招牌之一，为其奠定了社科类学术译著出版领域的权威地位。
继2009年向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而发行的400种珍藏本之后，商务印书馆在今年建馆120周年之时，再一次制作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纪念版。一套是“120年纪念版·分科本”，继续分为橘色的哲学类、黄色的历史·地理类、绿色的政治·法律·社会学类、蓝色的经济类、棕色的语言类；另一套是珍藏本，小16开，布面精装书皮，封面烫金。珍藏本或在年底发行，而本次书展与上海观众见面的为“120年纪念版·分科本”，包括已出版的第一辑至第15辑的600余种，和即将出版的第16辑全部及第17辑部分品种，共计700种，翻译规模空前。
即将发行的第16辑收录50种书，包括哲学类19种、政治·法律·社会学类10种、历史·地理类13种、经济类6种、语言类2种。其中著名的有海德格尔的 《存在与时间》、伏尔泰的《哲学书简》、耶林的 《为权利而斗争》、托洛茨基的 《俄国革命史》 等。相比以往，“汉译名著”除了继续挖掘各学派、大家、学科每个发展阶段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外，还扩大了收书领域、期限和地域。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说：“最开始的几辑比较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但后来选书范围慢慢扩大到整个学术思想领域。”不仅有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的古典书目，还有二战以后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书目，如英国彼得·霍尔的 《文明中的城市》 等。
翻译拓展的领域愈加宽广，而译著的品质也在不断提升。比如越来越强调对照原文译介，以收入第16辑的维特根斯坦 《哲学语法》 为例，该书便是直接翻译自德文。李霞说：“以前懂德文的人较少，所以我们会找某个英译本译，造成‘二手’转译。”现如今，中国的翻译家直接与原作对话，译作的准确、到位不言而喻。同时，“汉译名著”还在尝试出版体现西方学界对古典著作研究水平的校注本，如德国胡塞尔的 《逻辑研究》 等。这样，“汉译名著”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原典，它还包含了对原典的研究；不仅能体现大师思想，也能体现后世对相关大师的研究。这使得丛书的学术含量更高，对国内研究界亦更具参考价值。
如果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西方学人的精神之海，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推进提供了宝贵资源，那么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便是中华民族浩瀚源流的雄浑回声。此次书展，修订本 《魏书》 和 《南齐书》 将同读者见面。修订本 《魏书》由武汉大学承担，历时10年完成。《魏书》 点校本原有校勘记199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了3306条。修订本 《南齐书》 由中山大学承担。
其实，无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还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它们能被编著为开放型、常编常新的著述，其中的原因是相同的———文化是人类及其社会的品质，经典是文化的筋骨。而许嘉璐撰写的 《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 或能给我们如何看待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异同，如何在世界格局剧变中探讨中华文化的当下价值与担当，提供参考。在北京师范大学朱小健教授看来，此书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建树：一是对中华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整体梳理，二是于跨文化交际作了拓展性探索，三是于当下世界的格局作了前瞻性的研判。如书中所言，“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所有民族要共担重任，中华文化应当充满自信地贡献力量”。
◆诗人王维的 《相思》，在中国人的情感谱系里别具意味。王安忆的新小说以此做篇名，并以“相思”二字结尾，这二字代表的是主人公一生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红豆生南国》 既是王安忆创作于2016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她2017年最新小说集的名字，此间收入《红豆生南国》 《向西，向西，向南》 《乡关处处》 三部中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她对世态人情的探寻，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
◆莎士比亚，舞台掌声、欢愉和奇迹的来源。他还有个不那么显见的标签：大自然优雅的表达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莎士比亚风物三部曲》 就将大师的这重身份推至读者面前。《莎士比亚的花园》 《莎士比亚的鸟》《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这些散落在莎翁26部著名剧作中的风物美景被连缀起来，合成了精美的画册集，在德国诗人、散文家海涅的精妙读解中，文学与 自然相遇，全新视野下的莎士比亚研究异彩纷呈、趣味盎然。
王安忆一直在写。仅是“王安忆新作”这几个字就已令众多老读者期待，更何况她的2016年一连写成三部中篇。《红豆生南国》 《向西，向西，向南》 《乡关处处》，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在写完形而上色彩的 《匿名》 之后，她对日常生活描绘的回归。
《红豆生南国》 是作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 《香港的情与爱》 后，又一次讲述发生在香江畔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小说里，出生在内地的男孩，六岁时跟着养母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他的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再到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后，“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蛊，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
《乡关处处》 是王安忆再熟悉不过的上海巷弄。月娥辗转于城乡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活计，还是年节时回乡村，她都一样地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小说里，上海宛若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
《向西，向西，向南》 的故事本身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往柏林，至纽约，再到加州圣迭戈，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但清淡又细致的叙述里，王安忆还将自己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思考，包蕴在了人情世故中。
三部中篇读到末尾，读者也许会惊觉，发生在三地的故事竟有些不谋而合。故事之间埋伏着一条草蛇灰线——乡愁，或者说“身份认同”，蓦然回首，此刻是否就是永恒，此地能否留住一生。王安忆写这些背井离乡的逐梦者，他们身份各异，但生存体验或是相通的。有人评价，这是作家最经典的写法，琐细质密，于大时代背景中描摹小人物的生存境遇。
在好书里探险，意味着跋涉人心的一切深处与远方。如果说，王安忆的笔让人收获一种透视能力，看得到历史河流深处的世道人心，那么另一种文学的“变体”将会带领人去到无尽的大自然。
19世纪30年代，德国诗人和散文家海涅应巴黎出版商之约，为一本画册撰写解说词。画册里都是英国画家为莎翁戏剧中的女性形象所作的铜雕画像，总共45幅。出版商本指望海涅能凭自己对莎翁戏剧的了解，给画册写点解说词。不成想，那位“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不仅做注解，还把图片说明词写成了曼妙的散文诗。更令出版商喜出望外的是，海涅以评说莎剧女主角做起点，天马行空地说开去，纵论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再贯通莎士比亚研究的多个子题，时时有不遑多让的精彩论断。按海涅自己的说法，莎士比亚是他“精神上的太阳”，他坚信德国人比英国人更能将莎翁理解透彻。从此，这本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成为世界文化史上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之一。再往后，《莎士比亚的花园》 《莎士比亚的鸟》 相继问世，成为大文学家向天才文学家的经典致敬之作。
今年商务印书馆把三本画册散文集纳为“风物三部曲”，以飨读者。看惯了描写人世间一切情感的莎士比亚，转而看看另一位文学家笔下，那个芬芳又灵动的莎翁，别有趣味。比如，海涅在 《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中是这样读解克里奥佩特拉：“是的，她就是使安东尼身败名裂的著名的埃及女王……是的，这个克里奥佩特拉是一个女人，在这个词最可爱又最可恨的意义上! 她让我想起了莱辛的那句名言：上帝创造女人，用的是太软的黏土。它的材料过于柔软，很难适应人生的需要，因此，这种造物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既太好又太坏。”
有意思的是，“三部曲”的编辑们在审稿过程中为了核对引文，将十二卷 《莎士比亚全集》 置于案头，以至于每每核对过后，还不免沉醉于莎翁文字而手难释卷。一边品读海涅的文字，一边重温莎翁的作品，真是额外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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