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班农的说法，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
最近，美国自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班农（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讲时宣称，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里，不掌握在班农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个著名政治人物或伟人手里。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
班农是特朗普选举时的关键人物，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班农也一度为官，但后来退出特朗普体制，开始到日本和欧洲各国从事民粹主义运动。班农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国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掌握国家发展的命运；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视，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小人物闹革命创造了机会；第三，小人物革命的发生是有可能的，胜利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农等人长年累月所从事的民粹主义社会运动。
不过，班农的这番话也不完全对。小人物的确可以闹革命，但问题在于，革命之后又怎样？平民闹革命并不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但革命之后往往又是老样子。或者说，革命能够改变小人物的命运吗？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的确想代表“小人物”（这里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国白人）改变美国（“使美国重新伟大”），但这位总统真的能够改变美国现状吗？是使之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或者没有本质变化？这些问题都很难有明确的答案。
这里就有一个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罗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政治来说，诚如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论述过的，无论古今，无论怎样的社会，无论怎样的统治方式，社会都是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者精英和大众两部分的。这是因为，第一，统治者永远都是少数；第二，社会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等级性不会变；第三，参与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统治方式会有变化，但统治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两位学者因此也以精英类型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变化。
1. 精英堕落导致失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各国内部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堕落无疑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2014年，美国社会曾经讨论白人统治集团的问题（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认为，美国过去的辉煌和该集团一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教育资源有关。不过，这个集团的成员如今不再风光，也对自身丧失了信心，失去了担当领导的责任、力量和兴趣。
美国现在没有了统治阶层，只有一个包括人称精英团体在内的管理阶层，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识界精英组成的贵族阶层。这个讨论发生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言自明。但这个讨论也是在检讨传统政治精英阶层衰落或堕落，所带来的秩序危机问题。
今天的西方，精英阶层堕落的迹象和标志随处可见。所谓的Paradise Papers不断揭露世界各国精英阶层多年来逃税的故事，英国女王和各国最高权贵都在名单上。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统治阶层一定是衰败了。
政治统治阶层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识政治。尽管精英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但这些精英大都来自“职业政治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语）家庭，接受同样的教育，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只要精英之间有共识，即使不同精英（或者党派）轮流执政，也能维持体制的运作。同时，精英群体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须追求政体社会或国家的利益，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话来说，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就是因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
的确，从经验来看，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大都发生在大众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间。尽管西方一直强调制度对政治人物的制约，但前提是政治人物会自觉地遵守制度规则。政治精英之间有遵守制度规则的共识，制度就可以有效运作；一旦精英之间失去共识，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会遭到破坏。这类事情在世界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经济精英阶层的衰落也是显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论述的“道德情操”，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数代企业家群体。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竞争也是进步的动力，但竞争具有包括道德在内的目的性。
随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唯有金钱能衡量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唯有更多的资本，才能够衡量资本的价值。在这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资本阶层已经表露无遗。这场危机本身就是资本造成的，危机发生之后，美国政府动用了纳税人的钱拯救市场，但在华尔街得到这笔庞大的“救济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红”奖励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
知识阶层的堕落，对秩序危机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知识界造就了强大的文化批评精神。这种文化批评精神（尽管有时显得过分）一直是西方进步的动力。今天，这种批评精神被大大减弱，甚至在消失。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残留着批评精神，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主要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尽管一直被视做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学，也应当为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在内的经济危机负责，但其主导地位不仅很难撼动，而且一直在强化。政治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扩张到非西方国家为己任，自觉地成为西方民主的“传教士”，但忽视了对西方自身体制弊端的批评。
在与权力和资本结合的过程中，知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无论在英国的脱欧公投期间，还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众已经不去理会知识界（包括媒体）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闻”。尽管知识界提供的分析远比“假新闻”有效和真实，但在民众看来，知识界只是权力和资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于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2. 政治精英“消费社会”化
然而，精英阶层的堕落也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映。换言之，精英堕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战以后，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曾经就消费社会对现代政治的影响有过一场持久的争论。为什么这场争论产生在二战之后？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向“富裕社会”转型。
这种转型对精英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精英的行为开始“消费社会”化，即从传统的以“道德”为基础的行为，转型成为以“大众”为基础。现在人们不再争论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经完全接受政治以“大众”为基础。
这种转型至少产生了几个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精英阶层本身的经济机会大增。例如在美国，所谓的“出类拔萃之辈”往往选择经商而非从政。第二，大众民主崛起后，政治从“生产”政治转向“分配”政治。“生产”政治所依靠的是企业家（资本）阶层，而“分配”政治所依靠的则是大众的“选票”。第三，传统上，国家（政治）只是资本（经济）的代理（马克思语）。但当“选票”成为政治基础时，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力减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找到了“合理”与“合法”的途径，流向世界各地，逃离“选票”所带来的压力。
第四，基于“选票”的政治为“大众”跻身政治精英层提高了机会。在大众民主时代，贫民成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种变化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表明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尽管统治者仍然是少数，但统治者可以来自贫民。
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平民一旦成为统治者，不仅执政经常出现问题，而且也经常变得更加贪婪，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贪婪。前些年，英国出现议会议员贪图小便宜的大面积腐败。这在从前很难想象。以前是贵族统治，发财之后再去从政，但现在从政者必须首先考虑到养家糊口。
精英阶层堕落之后，西方的执政就转向了简单的法治。因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为最方便的工具。尽管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传统，但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实际上，法治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持现状的最有效工具。
正因如此，尽管法治在继续，但西方内部秩序问题也在不断恶化。没有人会相信，简单的法治能够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在内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西方各国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些主义的崛起正冲击着西方内部秩序和国际秩序，给西方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今天西方所面临的秩序危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统治阶级危机，或者说是精英危机。如果精英阶层继续堕落，无政府状态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后的秩序解体和重建。上述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用“精英类型”的转型来解释历史进程的理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具有相关性。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过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过程，构成了西方的进步时代。到今天，构成精英的传统资源似乎已经用尽，或者说，传统精英的“品德”和现代社会变得不是那么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