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选上公职的政客正在欺骗我们，但只有我们这些孩子才发现了这一点。”艾玛·冈萨雷斯，一名高三学生，日前在美国佛罗里达的控枪集会上声泪俱下。她的强烈控诉，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她所在的帕克兰市玛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学此前发生枪案，17个年轻的生命，就在行凶者的扫射中倒下，再也无法回到教室，无法回到父母家人身边。
每一次校园枪案的发生，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无所作为变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眼下，伴随着帕克兰市中学枪案引发新一轮社会激愤，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死结难解的苦涩剧本再度上演。然而，受害者家属的控诉、社会的强烈呼声、舆论的重重压力，并未让国会参众两院领导层作出令人满意的明确承诺。面对惨淡现实，依旧为枪案阴影所笼罩的学生们不得不向华盛顿政客发问——“对你们来说，我们的命值多少钱？”
政治献金扭曲决策制定
“校园安全不是一个政治问题。采取一切努力保护孩子们的安全与未来，不存在正反两面。”帕克兰市中学枪击案后，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控枪运动在其官方网站上如此写道。学生们阐述的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但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这个常识却被生生扭曲了。
帕克兰市中学枪击案发生后，美国一批大型企业选择同全美最大拥枪组织美国步枪协会划清界限，以声援迅速升温的控枪运动。然而，当达美航空加入这一行列后，该公司所在的乔治亚州副州长却发出了直接威胁，称该公司可能失去当地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而在美国步枪协会的记录中，这名副州长得到的评级是A+。
达美航空的遭遇恰恰反映出拥枪组织在美国政治中的巨大能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盛公共政策学院助理院长杰克·格拉泽教授对记者表示，美国控枪的最大障碍是美国步枪协会政治献金对政治人物的“控制力”。格拉泽表示，美国步枪协会往往直接对支持控枪的政治候选人发出威胁，国会共和党人尤其缺乏挑战该协会的意愿。“历史上美国存在禁止攻击性武器销售的相关法律时，凶杀率远低于目前水平。”
201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喊出口号，称要排清华盛顿的脏水，矛头直指政治献金问题。但时至今日，口号仍旧只是口号，政治献金依旧是华盛顿的硬通货。2017年底，美国国会通过30年来最大减税方案，而在这一直接关乎企业利益的法案通过前，华盛顿游说资金出现了井喷。美国房产经纪人协会当季度游说资金达到2220万美元，是前一季度的两倍，代表美国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商业圆桌会议”该季度游说资金为1730万美元，是前一季度的4倍。据华盛顿非政府组织监测，税改期间，平均每名议员身边有13名专业游说人士在“围猎”。
政治极化导致治理困境
美国今天面临着“严重的治理困境”，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达雷尔·韦斯特对记者表示。从近期现实看，尤其令多数美国人感到尴尬的是，在一系列民意倾向性十分明显的问题上，政府的具体政策制定还是深陷党争不断的困境。
控枪问题即是一个突出例子。皮尤中心此前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成年人中有84%支持对购枪者进行全面背景审查。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联邦众议员罗·康纳对记者表示，即使在持枪美国公民中，也有97%支持对购枪者进行全面背景审查。然而，多年来，尽管美国枪案惨剧更加频繁，美国国会在控枪立法上却始终踌躇不前。素来标榜“民主”的美国，却在民意如此明确的问题上迟迟拿不出方案，只能说明其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
近年来，围绕着移民、医保、税收等一系列攸关美国民生的政策议题，共和、民主两党纷争不断，治理僵局屡屡显现。美国学者认为，当前美国政治的分裂状态，即使和历史相比，也属十分严重，而导致困境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有选票政治的捆绑效应，有固有制度设计的局限，也有社会裂痕加大的深层影响。
“从政治观点、经济状况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地理分布来看，美国的分裂状态都很明显。”长期从事治理研究的达雷尔·韦斯特对记者分析称，尤其是东西海岸经济状况明显好于中部地区这一现实，带来了大量愤懑。“从历史看，政治极化的逐步加深与不同群体在税收、政府支出以及社会议题上的分歧激化直接相关。目前，共和、民主两党根本性分歧难以调和。同时，各社会群体也正以更强硬的姿态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极度不信任与自己持不同观点者。”
随着“两个美国”“多个美国”现象不断蔓延，美国思想界不断从社会经济根源着眼剖析其根源。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德鲁·哈特曼告诉记者，处于两极的价值体系如今正左右着美国公众的思想和行动。“社会保障网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逐步建立所带来的安全感已消失殆尽，生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则不断上升。建立全民医保等措施或许可以治疗当前民众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但政治人物并没有意愿推进类似立法的努力。原因很简单——他们从医疗保险行业接受了大量政治献金。”
打破困境前景黯淡
目前，政治极化正引起越来越多美国公众的不满，国会议员长期在不同职业受尊敬程度调查中排名垫底，正是这种不满的清晰写照。尽管如此，要想真正打破这一困境，前景却依旧黯淡。
格拉泽对记者分析称，当前美国政治失灵同一些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许多选区在最初划分时就偏向某一政党，因此出现了大量不用选举就可知结果的选区，而来自这些选区的政治人物则会在政治上更为偏激。格拉泽认为，要想缓解政治极化问题，选举制度改革、选区重划、竞选资金监管法案修订等手段必不可少。然而，从现实看，无论要实施哪一条，都会遭遇巨大阻力。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对记者表示，在今天的美国，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十分遥远，美国民主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是一种“去道德化”的政治氛围正在兴起——因为政治体制长期难以回应公众的根本性需求，公众投票意愿不断下降，即使参加投票也更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议型思维做出选择。
琼斯曾多次访问中国，在他看来，以中国为对比，能将美国的问题看得更清楚。“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但在美国，情况却远非如此。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力量畸形发展，不但在经济层面制造泡沫，而且在政治层面也在制造危机——华尔街依旧控制着谁能当选，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则认为没有华盛顿政客在真正代表民众、在为民众的利益抗争。”琼斯认为，中国政治运行基于民众利益，减贫努力即是明证。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相比美国获得了更好的稳定性。在美国，尽管宪法明确提出了“增进全民福利”，但这一点在现实中却被彻底遗忘了。“因此，中国的成功不应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也应成为美国变革的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