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

1903年，后来提出“迷惘一代”这一美国文学概念的美国文学批评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来到巴黎，1939年，亨利·米勒离开巴黎，这三十多年便是美国“迷惘一代”在巴黎的历程。

那时的巴黎和缓包容。“迷惘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的扉页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他们在巴黎游荡，他们在巴黎聚会，他们在巴黎写作。1909年，斯坦因出版《三个女人》，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1926年，海明威出版《太阳照常升起》，1934年，亨利·米勒出版《北回归线》……

随后便是二战，巴黎沦陷，“迷惘一代”面对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

迷惘的并不只有这些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也不仅仅集中于文学领域。罗伯特·沃尔在《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中，跨越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五国，考察一战前后的那代年轻人如何被国别文化、民族文化塑造。

《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

一代年轻人生于烂摊子里

早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欧洲就对“年轻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滤镜”。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和变革，老一辈则代表着顽固守旧。20世纪初，“年轻人”面对的压制和反抗，老一辈话语权的被冲击，加上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使得欧洲年轻人更深入思考代际问题。

书中定义了广泛意涵的“迷惘一代”，将之视为“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一代人”。罗伯特·沃尔认为，“这一思想不应和那种认为家族两代人之间的间隔为30年的传统代际观念相混淆。和其他许多19世纪被采纳和普及的思想一样，历史上的代际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的方式。它使人们关注各年龄组内部的一致性和年龄组之间的不连续性。它认为，出生日期即是命运。你的年龄和经历决定了你真正属于哪个群体。跨越代际界限的沟通永远是虚假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巴雷斯等人就已经宣布他们那代人是迷惘和被献祭的一代。20世纪20年代，当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以此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他们也正走在这条有着悠久传统的道路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思想今天已经销声匿迹。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是‘迷惘’的一代。”因此，“1914年一代”也不会例外。

罗伯特·沃尔写出了这代年轻人的遗憾，他们“带着希望初出茅庐，就迷失在狡猾的老一辈为他们准备的烂摊子里”，只能面对欧洲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的蔓延，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衰落，乃至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从战前的踌躇满志到战后的九死一生、彷徨失落，他们被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甚至可以说，“出生日期即命运”。当然，年轻人总有倔强的一面，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不例外，他们在历史变局中勉力前行。

正如《1914年一代》中所言，“代际意识形成的关键，是一个共同的参照系统，这个系统提供了一种与过去割裂的感觉，将来还可以用它来区分一代人和后来的人。这个参照系统总是来自战争、革命、瘟疫、灾荒和经济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因为正是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标识和信号，使人们可以强行改变过去的秩序，同时使个人的命运和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集体命运联系在一起。”

幸与不幸不但是个体的际遇，也躲不开大时代和民族文化的桎梏。书中所描述的那代法国青年热衷社会调查，希望以实证主义证明自己比老一代强，德国青年则热衷于强健体魄，为国家的国际地位愤愤不平，期待国家复兴，英国青年崇尚浪漫颓废，但又试图在战争中寻找人生，西班牙青年哀叹帝国“令人抓狂的停滞”，狂热的意大利青年则被法西斯主义裹挟……

当然，一代人中的弄潮儿，总免不了“文艺”的标签，“迷惘一代”也不例外。罗伯特·沃尔写道：“在20世纪初的欧洲，代际主义者几乎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文学知识分子。作为一小群精英团体的成员，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为自己智力上的优势感到自豪。令这些作家或者准作家担忧的，是文化的衰落和活力的日渐消失；驱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那种新建一套价值观并把正在衰退的那套取而代之的渴望；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是那种认为自己代表了未来的坚定信念；令他们感到恐慌的，是他们与他们希望领导的群众之间的不太确定的关系。”

法国年轻人与自由主义

1914一代的成长过程，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与危机，如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等，之后便是一战。人类创造着历史，但反过来也被历史所塑造。一代人生存的环境，左右着他们的人生。

年轻人并非没有努力，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改变自我认识和整个世界。法国年轻人试图在实证主义中寻求真理，是因为大学教授“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愿满足那些涌进他们课堂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精神需求”。这些年轻人希望寻找信仰，但是大学在知识层面的肤浅却使他们十分痛苦。正如当时一名年轻人在信件中所写的那样：“在一个渴望找到一些和生活有关的信念的年纪，在一个视老师为精神权威，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寻找自我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什么？一个没有把智力需要考虑在内的空洞学科，一种学究式的物质主义，一种堕落和退化的可疑的研究模式。他们教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迫使我们要么做个迟钝的奴隶，要么疯狂起来反抗”。

但即使是法国年轻人曾经追寻的自由主义——也是海明威等美国“迷惘一代”在法国咖啡馆里体验到的“法国气质”——也并没有真正解救他们。

《1914年一代》中以1883年出生的埃内斯特·普西夏里为例诠释了这一切。普西夏里出身法国文坛精英圈子，父亲让·普西夏里是著名诗人，也是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希腊哲学教授，母亲诺埃米是埃内斯特·勒南的女儿，勒南是19世纪末法国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也是共和主义的象征之一。

生长在这种一流学者和政治精英组成的圈子里，埃内斯特·普西夏里具备了优秀年轻人应有的特质，积极、克己、自制，坦率又富有行动力，“身上没有那股子‘习气’——那种世纪末心态所欣赏而我们今天却觉得陌生的复杂而虚伪的态度”。

中学时代，埃内斯特·普西夏里结识了第三共和国另一位显要人物儒勒·法弗尔的孙子雅克·马利丹，两人迅速成为好友。“普西夏里和长自己一岁的马利丹一样，对他们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高级知识分子环境怀有满腔热情。”

但是，书中也写道：“自由主义思想并不能把普西夏里从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当时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精神上正饱受折磨。普西夏里生活上是个花花公子，同时又为了写出充满柔情、软弱、讽刺和激情的文字而煞费苦心……1903年，普西夏里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他绝望地爱了20年的马利丹的妹妹和别人结婚了。自杀未遂之后，普西夏里离家出走，在巴黎的街头流浪，他试图用饥饿和体力劳动的痛苦来麻醉自己。至少有一段时间，除了模模糊糊的文学梦和投身于某种有价值的事业这个理想以外，他还尝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活下去的身无分文的流浪汉的痛苦滋味。他是花花公子和民粹主义者的合体，一个有行动力却不知道自己的理想在哪儿的人。”

1905年，普西夏里选择参军，“对于父祖均是以反军国主义著称的大学教授的子孙来说，这个选择实在有些奇怪，甚至令人非常震惊”。但也正是从军，使得他得到前往法国殖民地刚果考察的机会。历时一年半的考察改变了他的一生，使得他逃离了巴黎的谎言和丑陋，猜疑和讽刺，大腹便便和空洞的讲话，“普西夏里想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一个充斥着屈从和过量常识的世界”。

但普西夏里并不代表所有法国年轻人，他只能代表其中一个群体。书中总结道，战后几代法国人，“并不像一支大军缓慢地走过30年的光阴，而是细分成三代——更像是三支游击队——他们与大部队之间有一种尚未确定的模糊关系……首先是战前获得重生那些人，马西斯和普西夏里是他们的代表；其次是1920-1925年间的年轻战士，蒙泰朗和德里厄·拉罗谢勒是他们中的扛大旗者；接着紧随其后的，是1927-1930年间的让·吕歇尔、马塞尔·阿尔朗和亨利·丹尼尔-罗普斯，他们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年轻人和更年轻一代的代言人。这几代人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和战争的关系各有不同。第一代人在它的威胁下长大，并时刻准备着参加战斗；第二代人像飓风中的叶子一样被卷入战争，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屈服，并从自己的经历中尽可能地吸取教训；第三代人没能参加战争，但激情以及随后的幻灭和混乱永远是他们的特征。”

一战期间的法国士兵

在法国，年轻人完成了对上一代的批判与颠覆。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感受到了“世纪末的非道德主义危机”，并经过了战争的洗礼，“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分子，他们就像面团里的酵母一样，对杂乱无章的群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信念主导着公民精神，并进而影响了政治、风俗和艺术”。

意大利年轻人在迷惘中成就了墨索里尼

《1914年一代》中写道：“人们习惯把墨索里尼描绘成一个渴望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心狠手辣的群众操纵者，没有任何信仰的愤世嫉俗者。这些都说得没错，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他掌握了独裁权力之后；然而这些特征没有一项能把他和当时欧洲无数的其他政客区分开来，也无法解释同时代人对他的迷恋之情。青年墨索里尼对群众的情绪和20世纪政治的革命性有着非凡的判断力，这些都建立在他对现实的认知上，他认为现实不是一种由可知定律决定的稳定结构，而是一种可以由强人意志操纵的灵活、多变且不断变化的结构。”

墨索里尼信奉的是统治这一行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他强调的是行动力，年轻时代就曾写道，“运动”这两个字是20世纪最明显的特征，这也是他政治信仰的精髓。

一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墨索里尼。他变得更加坚决，更加强硬，更愿意使用暴力，对民众的无限顺从更有体会，同时也更愿意接受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他亲身体会到，和阶级这个动人的神话相比，国家的作用更大。”

墨索里尼就是在这样的体验中，一步步将意大利年轻人拉下泥潭。罗伯特·沃尔写道：法西斯主义对意大利年轻人的吸引力，可以说是“显而易见”：“它有颠覆官方成立的政府的倾向；它在维护战争的正义性，反对国际主义者认为战争毫无意义的观点时，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它使用的方法无情而又暴力；它肯定精神优于物质，行动和直觉优于思考，年轻人的冲动优于老年人的优柔寡断和腐败堕落；它提供了一种使前线特有的态度和友谊得以延续至和平时期的方法；它还以年轻人能够尊崇的理想之名，使他们的能力和才华有了用武之地。墨索里尼就像一名杰出的表演大师，用一系列完美的动作操纵着这些年轻的追随者。”

一战期间的意大利士兵

1919年，墨索里尼曾经公开宣称，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获得“战壕青年和学校青年”的支持，是因为“法西斯主义里面没有那些发霉的旧思想，没有老人威严的大胡子，没有传统的价值体系，只有青春、冲动和信仰”。他表示“法西斯主义是一场运动，是持续的战斗，而不是没有结果的等待”，而这正是青年，尤其是中学和大学里的资产阶级青年认为自己能够满足的条件。

也就是说，从1917年到1921年，墨索里尼使用了“青年”这个词来指代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联盟，而他自己则试图成为这个社会联盟的动员者和领导者。

实际上，意大利“1914年一代”最初所走的路与法国相似。帕皮尼和普雷佐利尼在1903年至1907年间创办的《莱昂纳多》杂志，以及普雷佐利尼其后创办的《声音》杂志，极力渲染年轻人的作用，认为要解决意大利的困境，唯有依靠年轻人。在他们看来，父辈是失败的，也是意大利陷入困境的根源，意大利人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活，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父辈手中得到权力。但在这个设想的框架里，普雷佐利尼等人始终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方案。

一战的爆发使得墨索里尼得到机会。意大利年轻人满怀热情加入战争，希望通过战争重拾意大利的荣光，结果惨烈且拖沓的战事，既让无数年轻人失去生命，也让幸存者的心志被消磨。意大利并非战争赢家，反而在战场上和外交领域遭遇双重打击，也使得年轻人们彻底放弃了普雷佐利尼等人勾画的蓝图。墨索里尼却能熟练运用代际思想，并使之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即使是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冷静和克制，堕入狂热陷阱。

每个国家的问题各不相同，但年轻人的命运殊途同归

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问题各不相同，但在一战中，年轻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1914年一代》中写道：“每个地方的欧洲知识分子都在自我军事化，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平民价值观，就像志愿兵脱下平民服装，拿起文化战争的武器，准备为自己国家的行动辩护一样。”

战争当然是残酷的，书中写道：“那些年轻的英国军官到前线后发现了什么？没错，他们发现那里是人间地狱。那些刚踏出中学和大学校门的军官，忍受着战壕的封锁、不间断的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连续几夜没睡好觉造成的疲倦不堪、肮脏的生活环境、虱子不停息的叮咬、尸体腐烂发出的恶臭、因大啖死人肉而变得臃肿不堪的匆匆跑过的老鼠和刻板无聊的战壕生活。”

德国保守主义者马西斯预见到了结局，他曾在1914年写道：“很少有一代人和他们一样，以这种克己和谦卑的感觉开始自己人生；这正是我们中的一人曾经说过的那句话的确切含义：‘我们是被献祭的一代。’”

但马西斯还写道，如果读者在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丝后悔或者自怜的含义，那将大错特错。“被献祭的一代”是指他们从一开始便欣然接受了这种命中注定的牺牲：“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学识和意志为一件大事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自己将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但是他们的国家将获得新生。”这显然不是真的，或者说绝不是普遍现象。

一战中入伍负伤、上世纪30年代公然站在法西斯一边、二战时与纳粹德国占领者合作的法国作家德里厄·拉罗谢尔，就记录了年轻人们的无助，“任由自己被和平时期法国悲惨而平庸的日常生活所吞噬”。参战的年轻人们回到家乡，发现生活已经偏离了原先的轨道。他们草草接受突然而来的和平，但又因为缺乏正常教育和价值观而无力参与重建，只能在堕落中消磨时间。

相比之下，英国的愤怒情绪比其他国家更强烈，英国年轻人“痛恨自己成为上一代这个历史的邪恶化身玩弄肮脏伎俩的牺牲品”。英国反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曾是英军一员，但在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签署前一周不幸阵亡，年仅25岁。他的诗作触及了大部分重要主题：军队、青春以及他那代人的悲剧命运。他诗歌中的感伤情绪本可以随着时间和娱乐活动的恢复而逐渐消失，但回到英国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生活遭遇加深了参战者的感受。这些幸存者回来后发现，家乡并不欢迎英雄归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漫长的周末”。书中写道，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正处在这种衰落、怀旧和危机一再推迟的气氛中，迷惘一代的神话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描写和解释都对幸存者有着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就像集中营一样，战争也存在着逆淘汰的一面，最强壮和最有教养的人往往最先死去，那些怯懦者却活了下来。这也催生了战后英国的集体创伤叙事，幸存者始终背负愧疚。

“迷惘一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他们是战争亲历者，也是时代牺牲品。

对代际意识的看重，甚至将之作为“指挥棒”，在一战前步入高峰期。这显然与经济有关，随着欧洲工业化进程，个体的工作渠道越来越多，获取资源自立的可能性也大增，老一辈已经无法通过经济和物质层面去控制下一代人，父权大大动摇。同时，传统社会认同模式逐渐让渡于“集体命运”这一观念，民族主义等思维模式渐入人心，从英国到法国，从德国到意大利，乃至欧洲其他地方，年轻人总会认为自己会是历史性的一代人。之所以这么多人误以为一场战争就能迎来国家的复兴，让那些社会问题和困境荡然无存，是因为他们坚信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赢”，不仅仅赢得战争，也赢得整个社会的进步。

后来者回望历史，当然会看出这些想法与思维模式的幼稚，但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就是信仰。而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代人都曾堕入这样的怪圈无法自拔。正如《1914年一代》所言：“代际分裂和文化危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同一个年龄层的人的看法无论多么确定，都无法简化为一种思想、信条和理论。1880年至1990年出生的人如此，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