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变迁：一个移民村落的四十年｜活动回顾

《赤土：一个移民村庄的存在与时间》

作者：夏佑至

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赤土：一个移民村庄的存在与时间》以小说为镜，通过一个少年的视角记录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村庄及其变迁。故事的背后，是数不清类似村庄的影子，和过去40年⼏乎所有⼈都经历过的生活方式的巨变。

在前不久结束的2025上海书展期间，本书作者、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夏佑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副教授孙哲和作家王占黑，围绕这本新书一起聊了聊过去40年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记忆、书写这变迁。下文为本次活动的对谈整理。

1.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用空间书写时间

夏佑至：《赤土》的缘起是2023年春节我的编辑王昀邀请我写一写在家乡的见闻。我写下的第一段文字，也就是印在这本书第二部分开头的一段楷体字，也许你会觉得很熟悉，因为那基本是地理书对中国地形的介绍：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二阶梯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平均海拔1000至2000米，一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斜贯中国，山脉以东平均海拔从不足1000米的低山和丘陵一路下降，直至滨海冲积平原。”

这段文字唤醒了我很多个人记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有些记忆在于他的心里，他总想找到合适的形式，把它们变成作品。这当然是非常漫长、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过程。我自己也没有想好。虽然我多年来一直在酝酿写一本这类题材的书，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式。我比较熟悉非虚构写作，但觉得这种形式不适合这个题材，又没有把它们写成小说的充分信心。但当我写下前面提到的这段文字，一直期待的某个时刻好像慢慢从内心中苏醒过来了。虽然没有非常急切的理由，但曾经没有成熟想法的东西，一点点地在写作过程中流淌了出来。

现在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这本书讲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个男孩在移民村落里长大成人的故事。在小说里，某种程度上这是比较类型化的故事。我不太了解这本书到底在读者那里会激起一种什么样的反响。他们是否也会像我的编辑那样，为它到底是非虚构作品还是小说这种形式上的分歧感到困扰？接下来我可以把时间交给孙哲和王占黑。请他们来聊一聊，他们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夏佑至、孙哲、王占黑。主办方供图。

孙哲：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本书的写法是特别的。回忆只是书中线索之一，叙事和解释将被编织在一起。我想通过这本书探索一种文体，一种语言风格——它介于文学话语与社会科学话语之间，既有非虚构作品的质地，又包括虚构作品的全部特征。”

我觉得这段话就值得单独放在扉页，这是非常关键。而且这段话感觉作者要做一种很私人性的表达，某种意义上是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后，再回过头谈作为自己的体验，既要调动社科的知识，又有小说阅读的文学体验。但在我看来，它是很有公共性的，社科尤其社会学的写作像一个牢笼一样，当然夏老师研究的是传播学，但我们都共享社会科学基本的学术训练。

社会学现在的写作就是非虚构，如果要更学术化一点，那就是要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客观性要更强，甚至强到生硬，我们也会对这种写作感到非常疲劳。被束缚在这样一种“学术八股文”中，但这个八股文是有用的，因为它保证了学术思想的稳定性和可对话性，但是它确实也是一种束缚，这个文体很难让你释放出某些的洞见和情感，如果你这样做了，甚至是不规范的。

刚才夏老师说的这个部分，就当你有90%的回忆体验，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它的虚构性在不断增强，因为回忆也包括认知本身，它跟所谓的客观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这个距离又增加了洞见。

电视剧《生万物》（2025）画面。

王占黑：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对大家的建议是听完他们说的话后，可以把这些都忘到脑后，一无所知地进入它，当你不在意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它的作者是到底在写文学类的作品还是媒体类的作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读，可能你对它的想象、归类就会更加的自由。

类似于你去看一个电影，在此之前最好不要去看网上的评论。纯粹作为一个读者/观众和作品本身之间的关系进入它，那可能你刚好也是主人公大有的同时代人，他见证了一个移民村落的40年，他差不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内陆的一个水库移民村庄长大，经历了村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其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正如经典成长小说的脉络一样，又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到城镇去读书，然后再迈入更大的城市空间，扮演新的社会角色。你可能会对这个人有所共情，曾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类似有限空间、熟人社会里，那个村落当中的点点滴滴也会引发你的共鸣：比如人是怎么死的？安葬之前是怎么敲锣打鼓的，死之后是怎么安葬的，敲锣打鼓的时候亲人们会发生怎么样的争执，或者有哪些温情的时刻……这些可能也跟你曾经的生活经历有关系。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既不是这个年纪的人，也没有任何的乡村经验，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你可能会倾向于把这本书当成地方志，或者纯粹的田野调查，我就是站在一个陌生的视角去看，一个在时间跟空间上都与我无关的小村庄里的点点滴滴。

孙哲：书里面也提到，中国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费孝通，他的博士论文叫《江村经济》——包括《赤土》里面也专门讨论过，这本书另外一个特点是，在叙事中里面会突然但巧妙有机地插入一些学术评论。费孝通写《江村经济》，“江村”就是在现在苏州下面的吴江，他在用空间写时间的结构，就比如说这边的轻工业开始出现，有一个丝织厂；然后那边是有一些传统的副业，再有一些农业、渔业……它一个一个产业去写，最后就把整个的结构去写出来，但这个结构不是静态的，在中国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乡村其实处于大改变的边缘地带，所以它后面的书叫“Earthbound China”，就是“土地边上的中国”。

看起来是一个个静态的结构，但是如果你能看到时代性的话，就会知道每个描述的结构后面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用空间来写时间，也是可以挖得特别深的一种写作，需要有很多的经历和学术的训练才会具备。

2.文字的“ADHD”

王占黑：刚刚谈到阅读的体验，正是因为夏老师运用了不同的写法，如序言所说，既有文学话语，又有社会科学话语。如果你期待在里面读到一个故事，其实是很难被满足的，因为这个故事可能刚出现的时候就会被亲手拆解掉。在这个拆解的过程中，可能是出现了一些社会分析式的东西，那也有可能跳到了其他层面的描述上，所以这样的阅读其实也是很有趣味的。

这有点像文字上的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你最好不要期待一直往下看就可以知道事情的结果，或者你想要什么文字就会自动跳出来。我所说的不一定是很贴切，文字的ADHD就是它可以在各种维度上、各种语言的类型上随机地跳出来。“随机性”这个词在这本书当中也常常出现，人在回望的时候，能感受到命运的既定，但很多引发一锤定音的事件或者改变的东西又是随机的。

孙哲：对，我一开始也为这本书打了一个标签叫作“学术散文横向结构写作”。

夏佑至：这本书中解释和叙事之间的关系，也和它源自一篇媒体约稿有关。中国社会确实处于飞速变化的状态中，我们能体会到周围的事情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开了上帝之眼一样，可以从高处看清楚这个事情正在发生的走势。所以媒体就愿意约一些解释性比较强的文章，最好是以你自己的所见所闻为基础。

写那篇约稿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从30年前起笔，描述一个很小的地方经历的变迁，这个空间在地理上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那里面的人也跟其他十几亿中国人一样，亲身经历了像万花筒一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对一个曾经生活在其中，然后又可以有机会因为念书到外面去上大学和工作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编辑希望我可以从一个相对外部、专业的角度来解释、梳理和评判它。

当然，在社会科学领域，除了做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大多数内容都是一种解释——对正在发生、刚刚发生，或者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做的解释。但我的困惑在于，我有太过于漫长的媒体写作的经历。我在中国的媒体比较活跃的时候当了10年记者，离开媒体后，又做过几年纪录片制片人。这时候再回过头来讲述和解释春节期间的见闻，媒体写作就很难满足我。

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在写作中涉及自己的个人记忆，我想我面临一个选择，我应该用一种更复杂、更难的方式来处理它。我想把这个故事转化成一个辨识度更差的故事。不是发生在一个很具体的地方，而是发生在一个很模糊的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似曾相识的地方。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经历有多么大的地方性。在更大程度上这些经历和非常普遍的人性有关。只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较大，所以看上去比较戏剧化。

前面提到过，我写下第一个段落的时候，觉得似乎找到一种和从前不一样的写作方式，而且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不是我主动去找那个时刻，是它找到了我。在那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使我和故事当中的角色拉开心理距离。书里写一个叫大有的小男孩在非常特定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故事。我经常提醒自己，大有不是我。总之，写作过程中心态很微妙。

电视剧《生万物》（2025）画面。

3.以写作来呈现社会层面的创伤

孙哲：我想追问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在某个时刻里面会有一种写作冲动，比如说我跟夏老师我们两个作为学者，要写小说就得找到那个契机。当然因为你可能已经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个人很好奇的一点，在某个时刻里面，一个创作者选择用一种形式去开始创作的契机是什么？比如说你写小说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王占黑：虚构艺术有点像是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动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很多人是出于一种对伤痛的疗愈。

这是比较常见的，你童年有某种原生家庭的创伤，在你的心中积累了很久很久，直到成年之后也始终陪伴着你，但你好像总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回避它，或者回避与人非常严肃地谈起它。如果你准备好决定独自面对它，而不是和你的家人、朋友、心理咨询师或者当事人，这种时候可能写作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你只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就可以开始。

书写童年的创伤是一种常见的疗愈，就是你长大了，你准备用怎样的语言、姿态去安抚小时候那个受伤的自己，那也有可能像安妮·埃尔诺做的那样，把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的我区隔开，要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的我受到伤害的每一刻，以一种相对更纪实、更客观的方式来观察当时的反应和动作。

也有的时候，写作可能是一种由一些不可名状的情绪带来的冲动，我们很多人都会在个人的困顿痛苦当中尝试着直面自己，或者说给痛苦困顿一个出口。那这种时候写作也可以是一个选择。

孙哲：写作是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构建。要去处理跟你自己生活的这样一种关联，而这种写作又不是日记，当我们写小说拿去出版的时候，其实又要做一个公共化的表达，包括安妮·埃尔诺甚至写了一些自己的隐私，但她又把它公共化。

回到刚才夏老师说那个人称的选择上面，村上春树还专门去写过很多讨论人称问题的《第一人称单数》。村上春树从“我”到“他”这个转变当中过程中想了很久，他前面都是用“我”来去写作，包括他最初写的小说《且听风吟》，他甚至用了一个写作札记一样去写由“我”变“他”的转变过程，终于掌握了上帝视角，其实他用“我”的时候，呈现了非常多光怪陆离的都市故事，跟这种荒诞性建立了关联。

夏佑至：沿着前面创伤这个话题稍微说两句，很多写作者的写作动力确实跟ta经受过的创伤有关系。因为在学校里教书，很多同学也会借着写作课程把困扰他们很久的创伤经验写出来。有时候我会觉得，一些创伤和它们造成的后果非常不相称，某种程度上出乎我的意料。类似事情我也经历过，但是因为有很多更加不堪的经历，就没有太把它们当回事。可能一个人越是伤痕累累，就越是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再伤害自己吧。

这本书里角色大有的祖母有过两段婚姻，四个孩子。她最小的孩子是大有的父亲。大有父亲是1957年出生的。1957年出生的孩子非常少，因为很多在这一年出生的孩子都没有长大。按照大有这一代人的经验来说，祖母所承受的创伤就超出了他的想象，让他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能够承受的创伤。

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当中，运气更加不好一些的同龄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多事情。而比我更小一些的朋友们就会不解，一个正常的、有尊严的人，你怎么能承受这些而没有损毁自身的人性。

电视剧《生万物》（2025）画面。

但我要讲的不是代际之间互相不理解，而是想说，不同时代、不同遭遇的人，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面对创伤，并且带着这个创伤仍然——至少从表面上看——能够正常生活下去。这本书有一个章节叫作《孤独始末》，就是说这个小孩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常见的状态就是他非常的孤独，他把自己跟外面的人与事隔离开来，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孩子，非常不幸生活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环境，然后他不仅自己经常受别人欺负，而且他还经常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受别人欺负，但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去干预这件事，给他的这个道德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压迫。他应该怎么作为一个人继续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下去？他最终找到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跟周围的这个环境隔离起来。

通常我们说孤独，往往讲的是一个人的天性使得他有一种离群索居的倾向。但这里想讲的是，很多的创伤是在一个很大的尺度上发生的，是在社会层面上发生的，它最终体现为小孩子的非常具体的性格。别人会觉得这个孩子怪怪的。他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他的天性就是这样？其实所谓的脾气、性格、天性，这些东西可能是一种社会层面上的创伤，没有被疗愈过，只是触发了自我隔离的机制。

写小说和做记者都有处理很具体的人的经历。记者千里迢迢跑到一个地方去找到某个人，让他讲述自己的遭遇，写出来发表在媒体上，纯粹是因为他的遭遇有公共性，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处境，而是很多可能的、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或潜在的这样一个处境，这种处境需要得到某种程度上证实、需要调动社会资源来解决的一个困境。小说里的人物不需要有什么由来，并不需要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小孩真实存在过，但恰恰是在写《孤独始末》这一章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公共性体验，甚至做记者和制片人时都没有体验过。一个非常具体的人，他的遭遇、处境或者说创伤，与最普遍意义上的那个社会之间有一种如此紧密的联系。这是我当时的体验。

孙哲：这个世界本身给了我们一个创伤。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用文字去重建这个世界，甚至很多人没有自我书写的意愿，也缺乏这样的能力，那这时候你的创伤就变成一种躯体化的症状，变成胃病、抑郁症，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体反应。

但是当我们把它写下来，不止作为日记，而是将这种创伤作为动力与灵感的来源，写下来，然后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的创伤，其实就有地方可以安放。

我觉得这是写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包括甚至有些写作营，其实并不在于说他要去发表这些东西，而是说你定期的写作和定期的阅读，你就能够去构建那个小小的世界，别人是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外延也就更加的真实，然后在那个维度上你的创伤就得以在这种公共化以及对象化的创作中安置，创伤本身的定义也会被消解。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