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大佬李旭利即将回归社会，但资本市场不会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因为他已被终身禁入。
和李旭利一起讲述“悲催故事”的还有他的老东家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交银基金”)。自2009年李旭利离职后，交银基金6年来经历了业绩、规模的大滑坡。在行业整体与同行大发展时，交银基金规模非但没有正增长，反而出现明显缩减，其公募资产管理规模也从当时的业内前十跌落至30位。
“李旭利、莫泰山(交银基金原总经理)走后，交银基金就像被掏空了一样，一蹶不振。”国内一家基金公司渠道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称，“交银基金现在是一家非常平庸的基金公司。他们业绩一般，这些年没有叫得响的基金产品，赎回压力却一直很大。”
大佬即将重回社会
早在几年前，公募基金行业讲述过一个“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的传奇故事。但如今，北边的那位南下深圳创办私募基金，另一位则身陷囹圄。
交银基金原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李旭利，2011年8月份被上海公安机关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罪刑拘，随后被法院二审判决该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
转眼间，李旭利“入狱”四年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若无加减刑等情况出现，今年8月份李旭利将重回社会。当下，一些市场人士关心的则是他是否能东山再起，重回资本市场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但事实通常是残酷的，法律也是无情的，李旭利为“老鼠仓”罪行付出的是终身禁入的代价。
据证监会公开资料，2005年8月至2009年5月，李旭利担任交银基金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交银蓝筹基金经理职务，有权参与交银基金所有基金的投资决策，并对蓝筹基金的股票投资具有直接决定权。2009年4月7日，在交银基金旗下蓝筹基金、成长基金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股票进行建仓的信息尚未披露前，李旭利指示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现为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某君，在李旭利及其家人控制的岳某建、童某强名下两个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期于蓝筹基金、成长基金买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股票，累计股票成交额5.2亿元，并于同年6月间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通过股票交易的差价获利近900万元，此外还分得工商银行股票红利约170万元。
李旭利的行为情节严重。在法院裁定李旭利内幕交易罪名成立后，证监会认定李旭利为证券市场禁入者，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这意味着，即便李旭利出狱，他也不能回归证券市场、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证券投资水平，像王亚伟那样转战私募市场再创一番事业。即便大佬重回社会，他已经失去了回归证券市场的权利，依靠投资东山再起几无可能。
老东家交银基金“面目全非”
与李旭利一样坠落的还有他的老东家——交银基金。
在李旭利离职后的6年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整体触底反弹，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中国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为2.39万亿；到了2015年6月，这一数字变成了7.11万亿，6年间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2倍。
与行业盛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交银基金的每况愈下。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2009年末，交银基金旗下11只基金产品累计管理资产规模924.34亿元，在国内60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9，平均下来每只基金的规模为84亿元；6年后的今天，交银基金的规模出现了明显的缩减，截至2015年6月末，交银基金旗下46只基金，累计管理资产规模752亿元，平均下来每只基金规模仅为16亿元。
6年时间，交银基金尽管旗下基金数量从11只增长到46只，但是平均一只基金的规模则缩减了近70亿元，总规模缩减172亿元。在行业大发展的时期，交银基金沦为“异类”，行业排名从第9跌到了30位。
交银基金是一家银行系基金公司，也是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公开资料显示，交银基金由交通银行持股65%、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0%、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持股5%。
国内一家基金公司华东渠道区域经理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交银基金作为一家银行系的基金公司规模出现明显的逆势下滑，一方面是核心管理层的变动、基金经理频繁跳槽等原因造成的。早期莫泰山、李旭利等离职后，交银基金内部一度呈现空心局面；另一方面，也是没有利用好大股东渠道资源。“当然，这和它的业绩有重要关系。”
晨星数据显示，最近五年股票型基金年化回报率最差的40只基金中，交银基金旗下交银精选股票、交银蓝筹股票上榜，五年年化回报率分别为8.02%、8.03%，排名第35、36位。
据相关媒体报道，近年来交银基金旗下老牌基金经理持续离职，交银基金也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境之中，旗下近半数基金经理管理年限不足1年。Wind数据显示，交银施罗德基金在任的16名基金经理中，王崇、任相栋、孙超等6名基金经理从业年限不足1年，另有唐倩、李德亮、赵凌琦等4位基金经理从业年限不足2年，公司老将仅余投研总监项廷锋和张迎军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