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需要校友和他们的支持
2015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收到了其校友的一笔4亿美元（约25亿人民币）的巨额捐赠。在谈及为何做出此等壮举时，这位叫约翰·保尔森的校友表示，“这是我对哈佛说感谢的一种方式。”在美国高教界，人们把像保尔森这样，既能认同个人的成功与母校有很大的关系，又愿意采取某种方式回馈母校的校友称之为“支持型校友”（supportive alumni）。
所谓“支持型校友”，除了向其母校捐赠财产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济支持形式之外，还可提供母校发展所需的很多诸如智力、信息、舆论、道义等方面的支持。如为母校无偿提供教学、科研、学生就业、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信息，利用自身的社会阅历、创业历程为母校在校生免费做讲座，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和人际关系在产业合作、寻求支持等方面为母校牵线搭桥，为母校招揽优质生源，在公开场合为母校做形象宣传，等等。
在一些西方国家，校友还可以帮助其母校争取政府指定用途的拨款，而且作为拥有投票权的校友对政府的游说要比学校行政官员更有效。如他们帮助母校联络立法委员和政府官员，签署代表母校利益的请愿书，游说家人、邻居或朋友参与涉及支持母校议案的投票，等等。当然，校友对母校的支持行为是很复杂的，有些是有组织的、正式的行动，有些是个人自愿行为，甚至有些对母校的支持连实施行为的校友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如一项大型的校友调查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校友虽然没有参与给母校捐款的活动，但却以某种方式做出了对自己母校有益的行动。
时至今日，大学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这种“支持型校友”，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支持型校友”。在欧美国家，不断上升且又不能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削减的办学成本与政府不能保障持续增加资金投入的矛盾，被认为是大学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在我国，随着经济新常态下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下滑，政府对高校的投入将难以保持以往的那种高增长，处在这种境遇下，本来口袋就不太宽裕的大学也必将更加“缺钱”。要解决这一问题，大学除了要继续争取政府更多的支持、从市场上寻找能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获得更多校友的支持，这对于那些追求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大学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发现，无论是世界一流大学成长和形成所需的社会声誉，还是充足的资金来源、合理的资源配置，抑或是人才培养和科研质量，都需要校友以及他们的支持。目前，一些专业评估机构更是直接地把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或支持作为评判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
但凡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有着充满活力的校友文化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校友与母校有着天然的学缘关系，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校友总会对母校怀有感情，总会有可能回报母校”，也不能因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办学历史悠久、校友众多，就天真地想象出仅凭其中哪怕一小撮富豪校友就能让学校发一笔横财。否则，我们就很难向世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从1990年以来，我国大学累计获得的校友捐赠才区区91.6亿人民币。要知道，美国高校仅2014财年接收校友以个人名义的捐赠就高达98.5亿美元（约630亿人民币），如果再算上校友以基金会名义给大学的捐赠，这一数额就更大。当然，我们可以把造成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归结为我国社会慈善文化的缺乏。但作为有着引领、传播社会文化风尚之责的大学，尤其是那些有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雄心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表现不佳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推给国家，不应该是一所大学应有的作为。
基于此，我们的大学首先需要从自身查找存在这种差距的原因，同时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拥有大量“支持型校友”且同时又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学校身上，从中找出我们应该可以做到、但还没有做到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于是，我们会发现，但凡世界一流大学，它们大都拥有充满活力的校友文化，其特点除了有健全的校友组织、庞大的校友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丰富的校友文化活动之外，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它们为其校友提供的那些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服务项目，以体现母校对校友的关爱之情。
如常居于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密歇根大学开发的“事业服务”（Career Services）项目，除了为刚离校不久的校友择业提供即时的网上咨询服务和人力资源专家一对一的当面指导之外，还针对校友不同的事业发展阶段、发展状态及其所处的不同发展环境提供相应的事业支持服务。而就校友的事业发展状态来讲，则又细分为“计划在下一年调换工作”“正在着手调换工作”以及“很乐意目前的工作并对承担的角色很感兴趣”三种情况。这正如该校校友会为此提出的口号一样：“无论你是首次寻找工作，还是希望自己现在的工作有一个改变，本机构都竭诚为你的事业发展服务！”再如，被誉为美国两所“公立常青藤”之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校友关系项目平台上仅事业与教育类的项目就有近20种，这些项目虽然大多不是免费的，但收费低廉，并且校友还能额外享受费用减免待遇。
与此同时，校友文化活动的参与范围广、参与程度高也是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校友文化的一大特色。与国内校友文化活动露脸的主要是一些功成名就的校友不同，它们则大都持有“大校友”的理念，即校友不仅指已毕业离校的毕业生，还包括被称为“在学习中的校友”的在校生，甚至包括大学的申请人、学生家长，且不管他们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只要能参与进来，就算成功。它们认为，只有参与，大学与校友之间的互惠关系才能建构起来；也只有最广泛的参与，才能使每一成员生发出更加珍视自己在这一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的情感。于是，为了使校友及其他相关人员都尽可能地参与进来，它们往往会以项目为中介，采取包括奖励在内的措施使每一位校友都能找到自己有兴趣加入的活动。如以小而精闻名于世的普林斯顿大学为了提高校友参与度，除了设置奖项定期对表现好的毕业班级进行表彰之外，还通过“班级常青藤”（Class Ivy）等别开生面的方式来强化校友的集体荣誉感和母校情结，以使他们在彼此的交流互动中感受到校友文化的魅力。
这种做法，使校友能在这种以服务和参与为表征的校友文化中，分享母校带来的尊重、关爱和幸福，分享母校带来的快乐、荣耀和成长。这种分享也带来一种支持的文化，如在哈佛大学，“给哈佛捐款！”这句话在校园内外都说得很直接，但不会引起校友的反感，反而很自然和随意，这是因为该校早已形成了一个魅力四射的校友文化传统，那就是：分享哈佛，所以支持哈佛！与此同时，这种文化自然也带来了大量的“支持型校友”，高的校友捐赠率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校友捐赠率被认为学校对校友“感情投入”后而赢取的“回报率”，也是学校未来某个时候能否获得大额捐赠的基础。与我国高校一般只能在大的校庆年才能收获较高的校友捐赠率相比，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友捐赠率大都很高。据有关统计，近年来一些世界名校的校友捐赠率由于金融危机等原因而略有下降，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平。如哈佛大学近10年平均校友捐赠率达到23.0%以上，斯坦福大学则在29.6%以上。
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还需培育自己的校友文化
校友文化是连接学校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精神纽带，是构成学校办学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产生大量“支持型校友”的源泉。我们也不难发现，越是那些处在世界大学“雁阵”领先地位的一流大学，其校友文化的凝聚力、活力与辐射力就越强，也就越能将散落在社会不同角落的校友凝聚在同一个目标下，从而为一所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中提供必不可少的人文和物质支持。那么，作为国内有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雄心的大学，又该怎样培育自己的校友文化呢？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我们的大学不能再将校友作为“局外人士”或按工作日程表接待的“客人”来看待，而要将他们当作是与大学共创造、共分享的“长期参与人”和“利益攸关者”。这不仅要体现在校友离校以后，还应该贯穿在校友离校之前。试想一下，如果校友感受到他们几年的大学生活只是像一辆穿过一片美丽景区的观光巴士，去那儿的目的不是欣赏景色，而是按时间匆匆完成行程，那么，他们凭什么有义务、有责任为母校这个大家庭有所担当、有所奉献呢？与此同时，一定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校友。不久前网络上热议的国内一所名校周年校庆“序长不序爵”的校友接待承诺，恰恰表明了广大校友对以往大学“把校友分为三六九等”做法的不满。作为大学，面对每一位校友以及每一位将来的校友（在校生），都要带着欣赏的眼光，爱他们、关注他们；要似守望者般始终呵护他们、尽力地帮助他们，使他们把自己的母校当成可以寄托回忆、牵挂的家，让他们觉得他们从母校得到的远远大于其为母校付出的，这样他们才能有一种“有朝一日回馈母校”的冲动和愿望。
其次，在组织及工作层面上，要利用当前国家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及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机，彻底改变以往校友工作“口头上重视、校庆时重视、想到凑款时重视”的现状，将其纳入到学校内部综合治理改革体系中。一是从学校顾问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甚至到校务委员会或理事会，都要有校友代表作为其重要成员；二要改变校友事务管理机构以往的边缘角色，赋予它有协调全校资源进行校友文化建设的权力与威信保障，要配备更多年轻且有激情的专业人员，并保证其工作的积极性，校内其他机构及其成员也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此投入时间和资源；三是要着眼长远，把校友文化作为一项长期性的战略性工作来谋划，不能等到学生毕业后才开展校友工作，更不能把校友文化的培育仅仅寄托在校庆等几次大的活动上；四是要开发或联合开发满足不同层次、类别的校友及其关联群体需求的校友活动项目，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各项目的进入门槛，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同时，还必须对每一阶段的成果予以及时地反馈，如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其在校园显眼位置设立的一些电子广告牌，时刻向过往的师生提醒校友捐赠给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的积极变化。（
